导读：园区“走出去”是以中国优秀企业、优秀产业园区为重要主体，在政府推动、协会协调的发展机制下，通过资本、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多种合作模式，建立以园区为载体的国际化合作平台，推动园区形成产业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的持续发展模式。
园区“走出去”是以中国优秀企业、优秀产业园区为重要主体，在政府推动、协会协调的发展机制下，通过资本、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多种合作模式，建立以园区为载体的国际化合作平台，推动园区形成产业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的持续发展模式。
园区“走出去”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路径。在中国西部发展促进会一带一路经济文化发展中心11月15日主办的以“需求引领投资，金融助力发展”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大讲堂”上，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教授指出，中国“走出去”战略历经产品走出去、企业走出去之后，目前亟须迈出第三步，即园区“走出去”。
“走出去”战略步入第三阶段
任浩教授将“产品走出去、企业走出去、园区走出去”归结为中国“走出去”三部曲。
第一步是产品“走出去”阶段。时间为1979~1997年。其标志性事件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产品“走出去”主要涉及的是货物贸易。这一战略对当时我国的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贸易总额随着产品“走出去”不断增长，进一步优化了我国的进出口结构。在这一阶段，我国出口总额由1979年的136亿美元增长到1997年1827亿美元，我国产品快速地融入了国际市场。与此同时，也遇到了市场壁垒、运输半径等问题。
第二步是企业“走出去”阶段。自1997年开始，中国外汇顺差增加，市场壁垒和资源不足现象出现。当时，中央提出企业“走出去”，主要形式是海外投资建厂。主要目的是突破市场壁垒。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有效解决了市场壁垒、运输半径、资源瓶颈等一系列问题。当时很多企业采取了并购重组方式。其中，国有企业占据主体地位，之后，民营企业也有所增加。
统计显示，2011年，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1.8万家，分布全国178个国家（地区）。从1997年的对外投资26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231亿美元，2015年前三季度累计对外投资873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名列全球第三。与此同时，单独企业走出去产业链比较短，产业链条不够完整，企业所获得的东道国配套政策不足等企业“走出去”的局限性也逐步凸显。
第三步是园区“走出去”阶段。任浩指出，顺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亟待迈出第三步，即园区“走出去”。
从园区走出去现状看，根据商务部2015年统计数据，中国已经在50个国家建立了118个经贸合作区。其中有77个处于“一带一路”沿线23个国家。35个合作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42个处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
如果把这些企业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企业自建自用的小型园区，目前已经建成24个海外工业园。比如海尔工业园。这些园区占据118个园区中的主要部分。二是企业自建、他用的中型园区。尽管主体依然是企业，但经营形式是通过招商引导企业入驻。目前商务部给予相关资金配置，已有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三是政府主导的、企业化运营的大型园区。由双方政府共同投资运营。例如，中国与新加坡在苏州建设的工业园，以及中马关丹产业园区、中白工业园等。
新要素驱动园区2.0模式开启
“一带一路”是我国政府提出的合作发展新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任浩指出，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我国园区“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方面，我们将赢得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大机遇，获得投入和政策的规模经济优势。经典案例是：国华立集团与泰国安美达集团合作投资的泰中罗勇工业园。由于是集群企业、产业园区的平台建设，泰国政府给予了“十免五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政治方面，将改善与东道国合作共赢的政治形象。案例是：柬埔寨西港特区在开发过程中，始终注重坚持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将“中国梦“同当地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实现对接。此外，在文化方面，可以以园区作为平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软实力。在安全方面，可以保障”走出去“企业的财产与人身安全。
那么，如何实现园区“走出去”？任浩告诉记者，园区“走出去”涵盖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资本走出去。建立海外园区的过程中，在前期勘测、开发建设、运营维护等环节进行资本投入，有效发挥资金杠杆作用。二是人才走出去。向海外园区派驻富有经验的建设者、管理者、运营者，并吸引全世界的优秀创新创业人才。三是管理走出去，国际化进程中的优秀园区，通过提供科学和先进的管理方案与规划模板，为沿线国家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全面指导，帮助当地园区快速发展壮大。四是平台走出去。我国企业、社会组织与机构等组成服务共同体，面向在海外的产业园区，提供综合配套服务。
从园区“走出去”的驱动要素看，“政策、行政化、硬基础‘三要素’组成的驱动模式，是中国产业园区30年高速发展最为基本且长期存在的内生要素。” 任浩强调，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原来的三要素或者要取消，或者不适应新的形势和经济发展现状。原有要素驱动的园区1.0模式即将被替代。
未来产业升级如果没有新的要素驱动，园区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园区2.0”模式是站在历史转折点的重新思考与实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制度、融合化、软环境将成为园区发展新的重要驱动要素。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相互服务。制度是先导，融合化是手段，软环境是保障。
“目前，中国工业园区已经具备走出去实力。”任浩说，“走出去”的园区应重视提升其以“制度、融合化、软环境”为特征的持续发展能力，形成重视制度环境、合作理念、园区治理、发展模式与持续发展的园区“走出去”的战略体系。
在本次大讲堂上，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院长万猛教授和国家开发银行行务委员、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蒋志刚等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路”的前景、政策环境、投资机会、金融模式、风险防范等话题进行了主题演讲。本次会议的宗旨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融合，明确地方政府、城市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新定位，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寻找新的商机，以及更有效地获得政策和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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