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赫一时的温州“炒煤团”如今已成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正面临着被“清理”出山西煤炭行业的命运。
“没有办法，我只能选择退出并重新寻找新的投资渠道。”温州煤老板黄宣荣日前在电话里告诉CBN记者，话语中有些无奈。
黄宣荣曾经是温州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上个世纪90年代，他卖掉了当地一个大型娱乐场所，用积攒多年的资本买下了山西阳泉的一个煤矿。在“煤海”中折腾十多年后，黄宣荣积累了亿万身家。但眼下似乎好景不再。
这半年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小煤矿重组运动正在产煤大省山西轰轰烈烈地进行。按照该省的整合方案，至2010年底，山西全省矿井总数将由2598座压缩到1000座，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目前的2200个锐减至100个左右。此举意味着，浙商在山西投资的几百家中小煤矿将被兼并或被关闭，温州“炒煤团”或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本月初，一份《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调研报告》（下称“报告”），已经由浙江省国土厅、省经济协作办（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等部门委托浙江一家律所完成。报告称，“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报告所引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调查统计的数据显示，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已超过450家，投资总额在500亿元以上。
报告建议由浙江省政府牵头国土厅、经济协作办等部门组成协调小组，对浙商在晋煤矿投资的情况作更深入调查。
“炒煤团”始末
“温州人在山西开采煤矿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黄宣荣介绍说。
上个世纪80年代，温州一批又一批的井巷施工队开始出去“讨生活”。当时正值山西新建煤矿的高峰期，由于技术好、肯吃苦，温州施工队在山西大显身手。黄宣荣称，当时山西境内从统配煤矿到地方矿，从乡镇煤矿到民营矿，有相当部分的井巷工程都由温州籍施工队伍承担，“温州人当时是靠苦力赚钱”。
由于当时国内煤炭市场普遍低迷，很多煤矿投资者资金困难，矿井建成后，无力支付工程款。无奈之下，温州施工队的老板们自己垫付了工人工资，然后“零成本”承包煤矿，“被迫”做起了矿主。
上个世纪90年代末，煤炭市场连续不景气，山西众多小煤矿出现经营困难，煤老板开始四处低价兜售手中的产业。
“市场持续走低并开始见底，温州人看到了商机。”黄宣荣说，当时很多煤矿只要几百万元的投资，这对已经积累原始资本的温州老板们来说，“诱惑太大了”。
黄宣荣就在这时候斥资2000万元买下了山西阳泉的一个中型煤矿。本世纪初，煤炭市场开始复苏，黄宣荣的煤矿不断增值，财富也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由于有了老乡们的“示范效应”，加上山西各产煤大市到浙江频繁招商，更多的温州老板开始涌入山西，煤炭市场开始走向繁荣，温州“炒煤团”开始出现。
根据浙江省协作办2005年披露的数据，当时在山西，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座，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元，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
而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透露，在2003年前后的鼎盛时期，山西约有逾2400座各类煤矿由温商经营，占山西中小煤矿的60%左右，年产煤炭8000万吨。
大多数人选择撤退
“好景不再，今年上半年，几乎每天都是亏损。”黄宣荣告诉CBN记者，2003年的时候，他的矿每天都给他带来几十万元的收入。这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危机后煤炭市场的不景气，另一方面也是由山西合并小煤矿的行动所致。
2009年3月25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台《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权价处置办法》，山西省境内的小煤矿将由大型国有煤炭企业进行全面的整合重组，山西省政府提出，到2010年，全省仅保留1000座煤矿，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
“在近十年中，从来没有见地方政府下过这样的决心。”黄宣荣说，他的煤矿在今年5月份停产。这个时候，很多温州老板开始考虑该不该卖矿。
有些温州老板觉得补偿太低。按照山西省的有关政策，此次小煤矿被并购的补偿分三块：资产、已缴纳矿山资源费的返还和其他损失补偿。黄宣荣称，三块加起来，每座投资亿元以上的小煤矿只能得到5000万元左右的补偿，“补偿款也不可能一次性付给被兼并企业。”
上述报告也称，“根据山西省当地浙商反映，这种补偿不足浙商实际投资的50%”。
黄宣荣至今还在懊恼，2006年在煤炭市场十分景气的时候，有温州老乡曾愿意以4亿元的价格买下他的煤矿，但他一直没有同意，“现在想卖也卖不出这个价格了。”
黄宣荣已经与当地国企签订了转手煤矿的框架协议，对价是在由当地国资委指定的评估公司评估煤矿资产价值基础上，以一比一的标准补偿。黄宣荣又回到了温州。他透露，尽管还有一部分老板在坚守，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撤退。
连锁反应忧虑
温州“炒煤团”的撤退，引起了浙江官方的担忧。报告称，“2008年浙江省煤炭消耗量约1.2亿吨，省内基本无煤可采，100%依赖省外、国外供应。客观地说，在山西浙商返销煤炭占我省消耗煤炭总量的30%，为缓解省内能源紧张状况和解决劳动就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浙江是资源小省，一旦断供，浙江省内能源紧张状况或将再度显现，对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相关人士对CBN记者表示，目前，浙商控制的煤炭年产量5000多万吨，其中3000万至3500万吨直接或间接销往浙江省。
更重要的是，温州资本的仓促撤退，或将危及银行的信贷安全及民间融资链条。此前CBN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仅温州平阳县水头镇上的两家国有商业银行，截至2005年10月底，两银行的个私贷款余额分别为1.3亿元和2.1亿元，其中投向煤矿开采项目的分别占到70%、65%以上，总计约有2.3亿元。
报告称，“这些投资者资金均来自省内的千家万户，若投资血本无归或损失惨重，则可能引起省内一系列的诉讼，涉及到企业、有关事业单位和银行等。”
煤矿没了，煤老板的出路也就成了问题。
“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了。”黄宣荣说，他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迷茫。他表示，自己已经不可能从头开始创业，而目前，又找不到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渠道。
周德文认为，炒房等短线投资造成了温州实业资本的空洞化，温州商人需要逐渐走向长线的、理性的投资。
“看一段时间再说吧，或许我会和朋友发起成立一个创投基金。”黄宣荣表示。（来源：我的钢铁）
“没有办法，我只能选择退出并重新寻找新的投资渠道。”温州煤老板黄宣荣日前在电话里告诉CBN记者，话语中有些无奈。
黄宣荣曾经是温州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上个世纪90年代，他卖掉了当地一个大型娱乐场所，用积攒多年的资本买下了山西阳泉的一个煤矿。在“煤海”中折腾十多年后，黄宣荣积累了亿万身家。但眼下似乎好景不再。
这半年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小煤矿重组运动正在产煤大省山西轰轰烈烈地进行。按照该省的整合方案，至2010年底，山西全省矿井总数将由2598座压缩到1000座，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目前的2200个锐减至100个左右。此举意味着，浙商在山西投资的几百家中小煤矿将被兼并或被关闭，温州“炒煤团”或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本月初，一份《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调研报告》（下称“报告”），已经由浙江省国土厅、省经济协作办（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等部门委托浙江一家律所完成。报告称，“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报告所引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调查统计的数据显示，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已超过450家，投资总额在500亿元以上。
报告建议由浙江省政府牵头国土厅、经济协作办等部门组成协调小组，对浙商在晋煤矿投资的情况作更深入调查。
“炒煤团”始末
“温州人在山西开采煤矿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黄宣荣介绍说。
上个世纪80年代，温州一批又一批的井巷施工队开始出去“讨生活”。当时正值山西新建煤矿的高峰期，由于技术好、肯吃苦，温州施工队在山西大显身手。黄宣荣称，当时山西境内从统配煤矿到地方矿，从乡镇煤矿到民营矿，有相当部分的井巷工程都由温州籍施工队伍承担，“温州人当时是靠苦力赚钱”。
由于当时国内煤炭市场普遍低迷，很多煤矿投资者资金困难，矿井建成后，无力支付工程款。无奈之下，温州施工队的老板们自己垫付了工人工资，然后“零成本”承包煤矿，“被迫”做起了矿主。
上个世纪90年代末，煤炭市场连续不景气，山西众多小煤矿出现经营困难，煤老板开始四处低价兜售手中的产业。
“市场持续走低并开始见底，温州人看到了商机。”黄宣荣说，当时很多煤矿只要几百万元的投资，这对已经积累原始资本的温州老板们来说，“诱惑太大了”。
黄宣荣就在这时候斥资2000万元买下了山西阳泉的一个中型煤矿。本世纪初，煤炭市场开始复苏，黄宣荣的煤矿不断增值，财富也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由于有了老乡们的“示范效应”，加上山西各产煤大市到浙江频繁招商，更多的温州老板开始涌入山西，煤炭市场开始走向繁荣，温州“炒煤团”开始出现。
根据浙江省协作办2005年披露的数据，当时在山西，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座，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元，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
而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透露，在2003年前后的鼎盛时期，山西约有逾2400座各类煤矿由温商经营，占山西中小煤矿的60%左右，年产煤炭8000万吨。
大多数人选择撤退
“好景不再，今年上半年，几乎每天都是亏损。”黄宣荣告诉CBN记者，2003年的时候，他的矿每天都给他带来几十万元的收入。这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危机后煤炭市场的不景气，另一方面也是由山西合并小煤矿的行动所致。
2009年3月25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台《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权价处置办法》，山西省境内的小煤矿将由大型国有煤炭企业进行全面的整合重组，山西省政府提出，到2010年，全省仅保留1000座煤矿，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
“在近十年中，从来没有见地方政府下过这样的决心。”黄宣荣说，他的煤矿在今年5月份停产。这个时候，很多温州老板开始考虑该不该卖矿。
有些温州老板觉得补偿太低。按照山西省的有关政策，此次小煤矿被并购的补偿分三块：资产、已缴纳矿山资源费的返还和其他损失补偿。黄宣荣称，三块加起来，每座投资亿元以上的小煤矿只能得到5000万元左右的补偿，“补偿款也不可能一次性付给被兼并企业。”
上述报告也称，“根据山西省当地浙商反映，这种补偿不足浙商实际投资的50%”。
黄宣荣至今还在懊恼，2006年在煤炭市场十分景气的时候，有温州老乡曾愿意以4亿元的价格买下他的煤矿，但他一直没有同意，“现在想卖也卖不出这个价格了。”
黄宣荣已经与当地国企签订了转手煤矿的框架协议，对价是在由当地国资委指定的评估公司评估煤矿资产价值基础上，以一比一的标准补偿。黄宣荣又回到了温州。他透露，尽管还有一部分老板在坚守，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撤退。
连锁反应忧虑
温州“炒煤团”的撤退，引起了浙江官方的担忧。报告称，“2008年浙江省煤炭消耗量约1.2亿吨，省内基本无煤可采，100%依赖省外、国外供应。客观地说，在山西浙商返销煤炭占我省消耗煤炭总量的30%，为缓解省内能源紧张状况和解决劳动就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浙江是资源小省，一旦断供，浙江省内能源紧张状况或将再度显现，对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相关人士对CBN记者表示，目前，浙商控制的煤炭年产量5000多万吨，其中3000万至3500万吨直接或间接销往浙江省。
更重要的是，温州资本的仓促撤退，或将危及银行的信贷安全及民间融资链条。此前CBN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仅温州平阳县水头镇上的两家国有商业银行，截至2005年10月底，两银行的个私贷款余额分别为1.3亿元和2.1亿元，其中投向煤矿开采项目的分别占到70%、65%以上，总计约有2.3亿元。
报告称，“这些投资者资金均来自省内的千家万户，若投资血本无归或损失惨重，则可能引起省内一系列的诉讼，涉及到企业、有关事业单位和银行等。”
煤矿没了，煤老板的出路也就成了问题。
“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了。”黄宣荣说，他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迷茫。他表示，自己已经不可能从头开始创业，而目前，又找不到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渠道。
周德文认为，炒房等短线投资造成了温州实业资本的空洞化，温州商人需要逐渐走向长线的、理性的投资。
“看一段时间再说吧，或许我会和朋友发起成立一个创投基金。”黄宣荣表示。（来源：我的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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